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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朱河商業文化

作者:荊州政協來源:未知時間:2017-07-11 12:34


  施先鯤

 

  民國初年,朱河鎮的商業曾經繁華一時,影響遍及大半個中國,以黃少山為代表的一批商人更是聲名鵲起,其創業經歷至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充發挖掘朱河的商業文化精神,以此來激勵人們創業致富,乃至促進監利經濟和社會發展,仍然有著不可低估的借鑒作用。

  一、朱河鎮歷史追溯

  朱河鎮因朱家河而得名,考證朱河的歷史,必須從朱家河說起。朱家河初名蘆陵河,它源于尺八穴,曲折蜿蜒,首迎大江,尾接洪湖。而蘆陵河的得名,又與朱河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監利地屬云夢古澤。據史載,東漢時期曹操敗走華容道時途經朱河,其地仍是一片沼澤,泥濘難行。南宋年間,詩人陸游、范成大入蜀時曾先后途經此地,據他們描述,當時的朱河地區:“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風浪兩岸皆蘆荻,時時有人家,但支港通諸小湖,故為盜區,客舟非結伴作氣不可行。”“行過所謂百里荒者,皆湖濼菱蘆,不復人跡,巨盜之所出沒。月色如晝,將士甚武,徹夜鳴櫓,弓弩上弦,鼓鉦以行,至曉不止。”與他們同時代的詩人王十朋自浙江入川赴任時途經朱河,寫有一首《王家市》詩:“舟行湖北路千里,家在浙東天一涯。宿處問名同住處,梅花不見見蘆花。”大意是:乘船至荊湖北路的監利縣境已是行程千里,故鄉在浙江以東,離這里遠隔天涯。在這里住宿打聽地名,原來是王氏同宗同族,只見王家市(今朱河鎮王鋪)蘆花如絮如雪,輕舒曼卷,飄飄灑灑,不禁使我想起“梅花落”,勾起思鄉情。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朱河鎮當時雖然港汊眾多,河可通航,但卻是一派人煙稀少、蘆葦遍地、月照荒林、盜賊出沒的景象,同時也告訴我們,朱河被稱為“古蘆陵”是有來歷的。

  元初,尺八穴口漸湮。其時的朱河,也還是“蘆荻蕭蕭月滿洲”,荒無人煙。大德年間,重開長江九口十三穴,尺八水口也得以再次開放。為了分泄江流,又對蘆陵河進行了開浚,長江水由尺八口經蘆陵河直通洪湖。不久,尺八口又被淤塞,蘆陵河源頭斷絕,只作消受附近地區雨水的河流匯入洪湖。久之,河面逐漸縮窄,河床淤高,河兩岸開始有人居住。泰定年間,這里人煙漸集,這才有了曹南進士伯彥至貼睦爾在淤窄的蘆陵河岸修建鹿苑庵的傳說。

  明初,隨著居民的增加,這里逐漸形成市鎮。據當地《朱氏族譜》載:其時,有武官朱萬武,由湖南瀏陽遷監利,開發蘆陵河,督收錢糧,故改為朱家河。萬歷年間,隨著商旅漸多,始成街道。成書于明正統年間的《湖廣圖志經書》,始載監利都市,內中即有朱家河。當地另有一說認為,明萬歷年間,有一名叫朱家河的老人在蘆陵河北岸開設路鋪,生意日隆,始成小街,人稱朱家河街。此傳說與該書記載相矛盾,因為從時間上來看,萬歷要晚于正統。但不論取何說,朱家河的得名應該在明朝這一時期。

  清時,朱家河已發展成為“大市”。康熙二十一年(1682),知縣陳藻巡視全縣,見此地市面繁榮,但街道卻崎嶇不平,于是勸諭市井商賈捐資,將街道鋪成青磚路面。其后,朱家河街在清時還經歷過三次修筑。最后一次是在同治八年(1869),曾任山西布政使的胡大任回鄉省親,見朱家河石板街破損十分嚴重,便慷慨解囊,倡議鋪上青條石。一時,士紳富戶,商貿老板,紛紛響應。就在這一年,一條長近七里、寬三米多的青條石街道終于得以鋪成。此時的朱家河,已是“商民輻輳,最稱殷盛。”

  二、近代朱河商業的全面興起

  民初,朱河成為監利最大市鎮。當時童謠唱道:“上至老人倉,下齊鹿苑庵,七里欠三分。”說明街道很長。不少老人以到朱河街上走一走為榮,他們的心愿是:“上走老人倉,下走鹿苑庵,不死還走下車灣。”其街道布局也很合理,上街以土特產、糧行、花行為主,下街以榨坊、酒行為主。其飲食業、副食業也很發達,當地特產龍鳳喜餅極為有名,曾列為貢品。每逢節假日,到朱河街購物者人如潮涌。鼎盛時期,全鎮共有商號300多家。比較著名的商號有:疋頭業張義成、劉德全、徐恒泰、符義盛,京廣貨業王庚記,南雜貨行鄭祥記、張昌慶,豬行朱子章、王本福,屠業商胡恒泰、李祥林、汪雙和,蛋品商余松記、胡煥記,藥鋪嚴萬順、同康,飲食業羅福興,旅寓業張告記。隨著商戶的增多,處理商戶糾紛,維護商戶利益,加強商戶管理,顯得猶為重要。為此,朱河鎮于1907年成立了商會,會址設常家祠堂,首任會長江國楹。

  隨著外國資本的入侵,到1930年左右,監利商業市場經過兩極分化,形成縣城以劉永盛為首,監南以朱河鄭祥記為首,監北以新溝福永興為首的市場壟斷局面。鄭祥記經營雜貨,開業于1918年,靠經營食鹽、洋油獲利發跡,其時食鹽奇缺,價格猛漲,該店與漢口淮鹽公所建有關系,貨源較足,批零兼營,除銷售本地外,還批銷新堤、岳陽等地,獲利甚豐。其后,又成為美商德士古洋油公司在監南的分銷點,還兼營棉花及山貨土產,并設莊號于漢口,擁有資金70余萬光洋。

  朱河商業的繁榮,得益于二個方面的有利條件:

  一是其“巴岳沔漢四通之區”的地理優勢。當時,監利縣商業貿易集散地,主要分布在水路交通便利的長江、東荊河沿岸,中部因交通閉塞,商業貿易發展較為遲緩,而監南又比監北繁榮,因此,有金朱河、銀新溝之說。城廂鎮雖為縣治,市景卻遠不及朱河、新溝。朱河地處監南中心,濱臨洪湖水域,水陸交通便利,可直達漢口,監南的農產品及武漢的工業品,都可以通過朱河鎮溝通,故其集市貿易十分活躍。漢口辟為商埠后,農副產品輸出,洋貨輸入,更使朱河興旺起來。

  二是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所促成的。從國際上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帝國主義國家自顧不暇,這為我國民族工商業迅速發展提供了一個良機。從國內來看,朱河遠離鐵路,不是軍事要沖之地,在反袁、北伐等戰斗中未受任何影響。辛亥革命時期,漢口迭遭兵燹大火,朱河在漢經商的鄉人紛紛回鄉避難,尋求發展,促使朱河更加繁榮。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朱河商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本地的棉花、糧食等農產品暢銷到國內多個省市,外地的工業品如布絹、廣貨等更以朱河為分散地。朱河的富商大賈,如棉花商松茂長,雜貨商鄭祥記,疋頭商金興茂、張義成、劉德全,花行劉萬興等,都是在這種有利條件下,先后發展起來的。其它服務行業,如輪船、電力、羅行(搬運)、旅館也得到相應的發展。地方的富裕,人口的集中,教育文化等各個行業都隨之而發展起來。

  1938年,日軍占領白螺磯后,朱河成為國民黨軍隊和日軍交戰的最前線,1943年縣城淪陷。受戰爭的影響,朱河的商戶大減,或歇業倒閉,或撤離縣境。鄭祥記亦轉移資產,避居湖南。此間,朱河多次遭到日機狂轟濫亂炸,其中規模較大的轟炸有6次。1941年6月19日,日機在朱河投擲硫磺彈,大火延燒數小時, 200余家店鋪慘遭焚毀。殷盛一時的朱河被炸得只剩斷壁殘垣,從此一蹶不振。

  民初短暫的二三十年時間,是朱河的黃金時代。朱河的影響,隨著其商人的足跡,遠播全國各地。一次,曾任朱河鎮黨委書記的唐敦浩到岳陽市辦事,該市宣傳部的一位領導聽說他來自朱河,連忙過來套近乎,說其小時曾隨祖父到朱河趕集,并希望找個機會再到朱河看一看。據說,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當年也曾在朱河的朱記康打過工,因為朱記康的老板是咸寧人,和黃永勝是親戚。

  三、朱河商業文化的特質

  朱河的商業文化是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影響和熏陶下形成的,它繼承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又在商業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崇商求富。民國時期,朱河商業能夠迅速崛起,稱雄商界幾十年,這與當地在明清以來逐步形成的崇商立業、以賈求富的思想理念和社會風氣有著密切的關系。朱河源于古云夢澤,能夠用來耕作的土地并不多,加之地處水患之區,如果僅僅依賴土地耕作來望天收,收成有很大的不可預見性,這就導致了當地不少人以漁為業進行商業活動。明初,政府減免稅賦,獎勵墾殖,有插標為業,牽繩為界之說。一些從江西等地過來的移民開始筑堤束水,結廬定居。這些移民,除一部分圈地墾田者外,或者以船為家,捕魚為業,或者開設手工作坊。久之,在今天的棋盤中蘆溝嶺,逐步形成為魚戶、農戶交易的聚散地,在鹿苑庵附近形成為商埠與作坊碼頭,以榨油釀酒著稱。清末,朱河七里長街成為了大江南北有名的魚市之一。各種水產品除滿足本地需求外,還北銷荊沙,南下廣州。在中國古代社會的傳統觀念里,歷來是農為本,商為末,但在朱河地區,這種空氣卻淡薄得多。一代又一代沿襲相承的經商理念根植于當地人心目中,普通老百姓從謀生過日子的實際出發,贊美崇尚的是莊稼帶買賣的從業方式,他們認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和地位,靠種地務農是不行的,靠讀書科舉希望渺茫,只有立足于現實,要么捕魚,要么開作坊,走這條路,才有填飽肚子乃至于過上小康生活的可能。因此,在朱河人眼中,早已打破了“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他們認為經商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畢生追求的事業。

  敢闖敢試。把一只青蛙扔進開水里,它會因為感受到巨大的痛苦,用力一蹬,躍出水面,從而獲得生存的機會。而把另一只青蛙放在溫水中逐漸加熱時,它會慢慢適應水溫,等到水溫升高到一定程度時,便再也沒有力量躍出水面而被燙死。這被稱為溫水效應。從這個方面來說,朱河的地理環境成為了激發當地人創業的一種勢能。所以,朱河人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精神是很強的。監利縣的一些動力機械的應用都是從朱河開始發端的。1926年,朱河人徐海波,在漢口買了一套舊的20匹馬力的柴油機和10千瓦的發電機,在鎮上創辦了發電廠。在市鎮創辦發電廠,困難很多,只堅持了二三年就停辦了。發電廠的創辦雖然是曇花一現,但其敢闖敢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物以稀為貴,從商品流通的角度來看,只有貿遷有無,不斷開拓市場,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正是基于這一點,一批朱河商人將他們的生意做到了全國各地。在當時兵荒馬亂的時代,遠行經商面臨各種不可預計的風險乃至生命危險。朱河商人正是以這種開拓進取精神和艱苦奮斗精神,再加上他們的勤儉、智慧和謀略,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誠信為本。中國古代商人很早就提倡“重然諾守信用”,標榜“誠商”、“廉商”,反對“奸商”、“佞商”,把誠信作為最主要的商業道德規范,這個傳統體現在朱河商業文化中有三個方面的內涵:其一是在商號內部講誠信。大多數財東對掌柜的工作并不多加干預,一切放手給掌柜去做,決算時如果虧賠,只要不是人為原因,財東并不責怪掌柜失職,反而立即補足資金,以期重整旗鼓。松茂長的花莊,遍布湖北,遠至河南、陜西、甘肅,黃少山認為要保證這些網點都能正常運轉,必須選擇一批品德好的人來擔任各莊莊主。對他們不定工資,所需可從賬上支付。有人取笑他:“這不是做生意,是打平伙。”他認為這個辦法固然原始,但卻行之有效。因為花價一日三變,這些遠離在外的花莊要想作弊易如反掌,只有人的品格和尊嚴才能堵塞漏洞,即使把銀子敞開在這些人面前,他們所取的甚至比他們所應得的還少。其二,在商號之間守誠信。商業伙伴之間非常重視信譽,對待“相與”,極其慎重,經過多方了解后,認為可以共事者,才與之銀錢來往,否則,即婉言謝絕。其三,對顧客誠信。顧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只有講信用,人們才樂于與他們交易。大多數朱河商人認為誠信不欺是經商長久取勝的根本原因,故把商業信譽看得高于一切,絕不為貪一時小利而損傷信譽。做任何一樁買賣,總是腳踏實地,賺了不驕傲,賠了不氣餒,寧肯賠錢也不做玷污招牌、坑害顧客的事情。同康藥店從漢口購回藥材后,首先要經過篩選或加工,去掉腳尾,只有色澤新鮮、合乎規格、質量好的藥材才用于零售門市部銷售,至于天麻、麝香等貴重藥材,都要經過師傅親自把關,精心挑選,認真鑒別是原生藥后,才加工銷售。貨真價實,享譽鄉里。所以生意越做越旺,深受顧客好評。

  勤儉敬業。在生產相對不發達的農業社會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是中國人一貫提倡的優良作風。朱河自然條件比較差,在這種環境中出身的商人,多能不畏艱險,勤儉經商。不少人進入商途,手頭并沒有多少資本,有的甚至是白手起家。他們能在商場上爭得一席之地,靠的就是吃苦耐勞,勤奮努力,節衣縮食,省吃儉用,以及甘冒風險,自強不息,銳意進取的精神。其理念是:“勤勞就是搖錢樹,節儉猶如聚寶盆。”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的朱河商人,無論是修身正己,還是創業治家,無不講求勤勞節儉。棉花大王黃少山,17歲隨父往湖南經商,挑運棉花,帶回湘貨,勤勞起家,一生節儉,不嫖不賭,不吸鴉片,不喝酒不穿綢緞,長期素食,終生不改粗布大褂,光頭、布鞋。遲睡早起,勤勤懇懇。同康藥店是監利解放前藥業界最有盛名的一家大藥店,銷售范圍達方圓百余里,其創業時只雇請幫手1人,主要靠老板自己勞動,后來生意做大了,也只請有管事、賬房、幫工、學徒9人,他們每天營業14個小時,晚上,店員還睡在柜臺旁,有急診病人,隨時都能抓到藥。他們的座右銘是:“兩手撐柜臺,笑臉迎客來,茶煙先招待,進寶又招財。” 要求店員做到生意不分大小一樣熱情,顧客不分老少一樣對待。勤奮敬業的精神,使他們在經營中獲得成功,積累了財富,也樹立了良好的形象。敬業還要律已,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商業廣告。大多數朱河商人能正視商人群體中的陋習,剖析自己人性中的種種劣根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坦坦蕩蕩,從從容容。各個商號、幫會,各種行規對可能發生的種種陋習劣跡,均有成文的規定,如宿娼納妾、酗酒賭博、吸食鴉片、投機取巧、買空賣空、挪用號款、懈怠號事、渙散無為等等,均在嚴禁之列。還有不少商人能做到賈業儒行,潔身自好,不染惡習。同康藥店規定不準抹牌賭博,有一次,地方紳士邀請老板熊吉祥抹牌,他婉言謝絕說:“我給你們錢都行,牌我是不能去抹的。”

  挾義求利。古華容道在朱河穿境而過,關云長義氣為重的故事也在當地廣為流傳,生于斯長于斯的朱河人無不受到這種思想的潛移默化,這對于朱河商業文化中“義利相濟”理念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這種理念認為,經商雖是以營利為目的“陶朱事業”,但也須以道德信義為標準,具“管鮑之風”,表現在經營活動中,就是要做到仁中取利,義內求財,以義制利,先義后利,在必要時還需舍利取義。鄭祥記十分看重自己的商業信譽。食鹽久存吸潮會增加重量,鄭祥記賣出的食鹽,一斤不是十六兩,而是十七兩三錢,遠近聞名。有一次包的鹽,每包只有十七兩一錢,顧客要求退貨。當時的老板鄭慶午復核后,發現秤不準,連忙向顧客賠禮道歉,將秤當場折斷,并補足當日所包鹽的重量。

  愛國濟民。朱河人文底蘊深厚,朱材哲、胡大任熱心為民的事在民間廣為流傳。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朱河商人,很多都表現出高尚的愛國愛民情結。他們致富以后,樂善好施,出資周濟鄰里、關心孤老、扶助貧病、修橋鋪路。糧食行丁仁和,出資興建一座寶塔,砌成七級浮圖,是當時朱河的最高建筑。在二三十里外的洪湖里一望可見,作為行船的航標。1929年洪湖蘇區干旱欠收,人民生活困苦。賀龍和段德昌致函黃少山(時旅居武漢)求助,黃少山閱信后,馬上拿出8000銀元,救濟蘇區災民。1931年縣內大水,他捐銀元20萬,還積極向商友籌措募集16萬元,用于購買米面與油鹽等物資,組織拖船送至家鄉。回漢時,又帶了100多名老弱病殘的難民,安排在漢口慈善會住了大半年。抗戰時期,縣商會倡導全縣商人將土產棉花雜糧等運往江南大后方,換取民生必需物資以防匱乏,朱河地區的商人均積極參與了這一活動。

  四、與時俱進弘揚朱商精神

  朱河商業崛起于明代,衰落于抗戰時期,歷時數百年。如今,曾經盛極一時的朱商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然而由朱商所創造出的朱商精神并沒有因此而沉寂,它以令人驚嘆的歷史穿透力量,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今天的人們。在鑒良析莠、除粕取精的前提下,深入地進行探究、總結、提煉朱商精神,并與時俱進地弘揚、光大、升華朱商精神,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其一, 朱商精神作為前人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它是不懈進取的朱商群體在長期經商實踐中對商品經濟活動經驗和市場運作規律進行總結和探求而獲得的科學認識成果,同時還是朱商們所內具的品德才智的精華結晶,它傳導給人們的是一種積極奮爭、昂揚向上的精神力量,弘揚這種精神,對于我們推動地方經濟跨越發展意義重大。

  其二,朱商精神作為一種歷史文化遺產,是監利所擁有的一項重要文化資源,在加快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階段,開發并利用好這種“軟資源”,打造好這個文化品牌,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崇企重商”、“親商利商”的文化氛圍,可以提升我們的“軟實力”。

  與時俱進弘揚朱商精神,是時代的呼喚,更是我們監利人的職責。在新時期弘揚朱商精神,就是要學習朱商以信接物、以仁為質、以義為利的商德理念,發揚光大朱商抱定信念、吃苦耐勞、鍥而不舍﹑奮發進取的良好品質,傳承朱商樂于奉獻的精神,要把這些精華性的東西植入我們的靈魂和血液之中,藉以振作我們的精神,化作催人奮進的精神動力,克難而進,頑強拼搏,為監利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作者系監利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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